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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肃反的最大罪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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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88v 发表于 2016-11-13 22:55: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红军肃反的最大罪人是夏曦。

   夏曦在王明、博古当政时期,因攀附米夫和王明而得势,成为党内的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他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在此任上,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
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也许有人会说,夏曦杀人与蒋介石杀人的出发点不同。这当然不假,但在胡乱杀人这一点上,却绝无二致,而且,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二者更无不同。要说不同,就是夏曦杀了段德昌、柳直荀等大批红军将士,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
   再看夏曦抓人杀人的一些理由。卢冬生是红军著名将领,曾任湘鄂西独立师政委和师长。有一段时间,他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夏曦居然有如此荒谬和怪异的思维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
   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完全是封建衙门中的酷吏和恶师爷的卑劣手法。
  再看夏曦的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王是湘鄂边红军和根据地创建人,曾任洪湖独立师师长,陈曾任红三军教导第一师政委,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夏曦曾对手下人下令:“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这却没能撼动夏曦,夏曦竟然真的就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
   夏曦竟还亲手杀人,他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贺龙曾经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那的的确确是恐怖啊!贺龙曾经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
   夏曦何以如此胆大妄为,一手遮天,无人能够约束?原来,按当时党内规定,夏曦有“最后拍板权”。贺龙说过一段很无奈的话:“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争不赢是当然的,因为制度早就定下了赢家。面对一个被赋予了“最后拍板权”的人,你就是再有理,就算是真理的化身,又有什么用?而具有“最后拍板权”的人,哪怕思想再歪,品质再坏,你对他又有什么办法?所谓“最后拍板权”,实质就是党内独裁。贺龙和独裁者争,哪能争得赢?
   薄一波曾经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转述了贺龙的看法,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不仅解释了夏曦个人犯错误的原因,也触及到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极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6-11-14 00:14:56 | 显示全部楼层

杨开慧辞世86年来,谁在纪念她?
http://news.163.com/16/1113/16/C5P0T9T30001875N.html

夏曦湘鄂西大肃反:让洪湖水变了颜色
http://news.qq.com/a/20100727/0014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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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6-11-14 00:15:26 | 显示全部楼层

洪湖大肃反



洪湖大肃反 (2011-12-16 19:30:44)

一、投身革命

夏曦,字蔓伯,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中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该地早期骨干。不久,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夏曦参加了学联领导下由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国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2月,他和毛泽东等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1920年8月,又参与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该会活动的主持人之一,领导进步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是第一批参加者。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受湘区党委指派,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代表们一起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2月回国。回国后,在由毛泽东担任指导主任的湖南自修大学,与姜梦周、罗学瓒、李维汉等一起任教员,为党培训了青年干部200人以上。1922年至1923年,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主编并继续出版《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提出了学生运动的方针和任务,强调学生应代表人民痛苦,要走向社会,与工会、农会相结合,反抗帝国主义,推动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在此期间,出席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大会,会上提出《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1924年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同年,党中央指示,改为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出席了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

二、入伙王明集团

1928年党中央派夏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夏曦在苏联学习时,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把他压服了。1930年回国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2年3月,王明派夏曦到湘鄂西苏区,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他积极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湘鄂西的主要危险。夏曦到洪湖苏区后,第一道圣旨就是撤掉邓中夏的职务,按照王明的指示,严厉地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并把王明一伙的要求贯彻到湘鄂西党政军中去。在此期间,夏曦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红军发展作战原则,特别是关于肃反方针上,都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三、肃反扩大化的狂徒

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时肃反工作由夏曦操纵,领导机构叫肃反委员会,具体执行肃反工作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书记和个别负责人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他们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把一切对“左”倾冒险主义怀疑、不满、批评、反抗的同志,不分情况,不问是非,一律戴上各种帽子,进行残酷斗争,以对付罪犯和敌人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他们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不作任何调查甄别工作。这样搞出来的“反革命”数量之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夏曦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却一意孤行,竟认为分局和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和少数工作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他们乱抓所谓“改组派”,杀死了许多优秀的党政工作者和红军干部。从1932年开始的历时近3年的4次大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3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前后逮捕3000多人”,贺龙后来回忆说,洪湖苏区“肃反就杀1万多人”。在连续四次大肃反中,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师长王炳南,红三军原政委后任参谋的唐赤英、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都被夏曦杀害。夏曦操纵的肃反委员会,关向应是成员之一,却不吸收贺龙参加。抓什么人、杀什么人一般不征求贺龙的意见。因为在夏曦的眼里,贺龙是个“军阀”,属于被审查的范畴。由于夏曦的瞎指挥,1932年9月反“围剿”红三军遭到惨败,洪湖苏区也丢掉了。这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制造的恶果,夏曦却认为是由于肃反运动搞得不彻底和所谓“改组派”捣乱。10月间,红三军一到大洪山,马上又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连续逮捕了湘鄂西军委分会的参谋长唐赤英和七师师长王一鸣以下营、团干部200多名。看到部队被整成这样还要肃反、贺龙心如刀绞。他对关向应说:“不能再肃,再肃部队就跨啦!”随后在隋县王店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仍然杀气腾腾地叫嚷肃反。贺龙拍案吼道:“你杀了这么多人,还要杀,你是什么党员?”夏曦盛气凌人地威胁说:“你在国民党里头做过大官,当过师长、镇守使,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你要给我写申明!”这话刚一落音,贺龙立即用同样的手段回敬说:“你也给我写申明!民国十三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找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饭,给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5万块钱……你也给我写出来!”这番话,夏曦听了不禁胆颤心惊。因为当时党内唯成分论盛行,如果众人知道了夏曦当过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他不仅没资格继续当书记,更不能领导肃反。夏曦攻击贺龙未能得手,反被揭了短,恼羞成怒,竟喊出了内心深处隐藏的话:“你是军阀!”贺龙非常愤恨,毫不示弱地喊道:“我是军阀,你就是国民党!”关向应看见他们争吵,急得劝劝这个,说说那个,费了好大劲儿,最后勉强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可是夏曦岂肯罢休?及至部队走到商南竹林关,夏曦以为长途跋涉即将结束,就对贺龙再次下手,叫人突然下掉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贺龙身边的另外两名警卫员。

在肃反中,夏曦觉得什么时候都靠不住了,认为党、青年团和苏维埃组织都为“敌人”把持,又提出要解散党和团的组织。2月上旬,在鹤峰毛坝召开的中央湘鄂西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提出“清党”和继续肃反问题,还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贺龙火了,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党解散了怎么能行!解散党,我横直不能同意。”参加会议的干部和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反对夏曦取消党、党组织。可是夏曦独断专行,硬说什么“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次会场上争论激烈,后来被夏曦在肃反中处死的段德昌、宋盘铭等都对夏曦提出尖锐批评。段德昌对夏曦说:“你把红军搞完成任务,苏区搞跨了,现在又要解散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是十分错误的,我不能同意。……”关向应怕把事情闹僵,一个劲儿地插话,想叫他们不说。可是大家忍无可忍,不约而同地对夏曦抗争起来。在这次中央分局会议之前,贺龙认为撤换夏曦的分局书记职务势在必行,但他没有这种权力,曾动员关向应说:“小关!你当书记,你来搞吧。要么,我们开个会选一下,看选他还是选谁。”关向应立即对贺龙说:“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贺龙表示收回自己的意见,他们对夏曦这个杀人狂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年3月,在巴东金果坪召开的分局会议上,夏曦又提出结束党、团组织。他一人拍板,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错误决定。其后夏曦把持的分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肃反中“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组)派利用”,“感觉必须解散党及团的组织。”在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后,军队中的政治机关也被夏曦强令取消。在解散党、团组织的同时,宣布取消各级苏维埃政府,连一些群众性的组织也被取消。结果湘鄂苏区的党和红军,只剩下3个机构、4个党员。3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负责肃反工作的分局秘书处和红三军军部政务科;4个党员是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

夏曦自从抓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以来,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党政军各系统内,就抓出了1500多名,其中改组派占90%以上。由于抓的人太多了,看押人员不够,只得将手枪大队调来看押。夏曦如此一搞,直把苏区的里里外外,弄得风气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个个胆颤。比如,几个相好的人在酒馆里喝了回酒,这几个便成了改组派,原由是几个人在一起就是要秘密反革命事儿。两个人如果私下里说了几句话,也立即被说成是改组派。更有许多人是被胡乱咬出,后苦打成招,而后去乱咬别人。如此恶性循环,改组派便越抓越多。
一天,夏曦在瞿家湾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被抓起来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分子。这时候,有一队战士将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刘革非、戴补天、刘鸣先等湘鄂苏区内党、政、军中重要干部,都押了过去。每个人都被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这些人,虽然刑具在身,口不能言,但是,每个人都立眉倒竖,怒眼圆睁。对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之人,都很熟悉。而今,他们忽然间竟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骨干人物,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有些人心里难过,便把头低下,不忍去看。这时候,夏曦满脸的凶杀之气,恶狠狠地说:“现在宣布,对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刘革非、彭国材、胡慎己、戴君实、戴补天、侯蔚文、张宗理、张昆弟、栩栩、孙德清、刘鸣先、李剑如、彭之玉、段玉林、赵奇、张应南20名派改组派的首恶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执行死刑的战士将万涛等人押到谷场西北角。随即,30多名战士手提着木棍。江奇一声令下,这些战士们便举棍向万涛等人打去。可怜,这许多英雄,蒋介石出重金皆不能买得其首,而今霎时间便亡于乱棍之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谢老谢觉哉对此曾写诗骂夏曦道: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当时,谢觉哉正在湘鄂西临时省委任秘书长,主办《工农日报》,本在夏曦欲杀害的黑名单之内,由于在监利被敌潘善斋旅所俘,夏曦杀害群英时,谢老正在敌营中关押,才幸免一死。江奇指挥人将万涛等人打死之后,立即宣布散会。接着,他又指挥人将那些没有杀死的改组派,全部转移,以免被敌人抢走。在转移这许多改组派时,保卫局令人用铁丝从这些人的肩胛骨穿过,而后系在一条长绳上,走时,前后左右都有战士押着。那些“改组派”,一边走一边滴着鲜血,个个痛苦不堪,有伤痛过重走不动者,江奇便命就地处死。这些“改组派”走出不到十数里远时,保卫局领导当即下令,将那些走不快的“改组派分子”。全部推入路边湖中淹死,之后,又令人押着那些没死的,急急逃去。

大规模地“肃反”,乱抓乱杀,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成为太上皇,除了贺龙有时还敢和他争辩外,连关向应、宋盘铭等人,都已被夏曦凶威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开口,便是圣旨。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来,更为甚之。那些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洪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没几天的工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这些被抓之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见这些人不交代,便下令用刑。一时间惨叫之声,令人胆寒。有受刑不过的,便胡乱招供。那些被供出之人,立即又被抓起,再动大刑,折磨的这些人死去活来,又有受刑不过的,胡乱招供,如此恶性循环,不上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夏曦便令将这些人十人为一串,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乡游街,每到一村寨时,前边的人打一声锣,逼迫这些人喊道:“我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今日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时值二月天气,鄂西山区,尚寒气逼人,这些人被游街时,赤着脚,穿着短裤头,一个个几经折磨,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途中,便倒下死了,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了起来,用“背火背篓”、“铁牛耕地”等酷刑折磨他,到最后,用铁丝穿透他肩胛骨,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邬阳关时,易发琛已奄奄一息,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不好看管,夏曦出了个点子:各团都成立“改组派连”,将被抓起的人都集中在这个连里,带着手铐脚镣,吃饭时也不准取下。部队行军时,把枪挂在他们脖子上,稍露反抗,便遭拳打脚踢。走不动的,当场打死。这时,红三军已经完全抛开了敌军的尾追。夏曦也算松了口气,便给关向应写了个条子,关向应便按照夏曦的指令,亲自带人去抓红三军参谋长唐赤英,几名战士上去将唐捆住,唐赤英急了,冲关向应喊道:“关向应,你为什么要捆我?”

关向应说:“你问我,我也说不清,这是夏曦的命令。”

唐赤英在院中这么一嚷喊,屋内的人都惊动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都一起走了出来,贺龙见唐赤英被捆起,忙问关向应说:“向应,这是怎么回事?”关向应拿出夏曦写的条子对贺龙说:“这是夏曦的手令,说他是改组派。”段德昌也怒骂道:“要是改组派,早把他夏曦打死。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快让他杀垮了!”

面对夏曦疯狂地杀人,贺龙、关向应二人也在一起议论,贺龙说:“向应,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呢?”关向应只是摇头叹息,贺龙又说:“立三路线时,你是犯了错误,可也不能因为那时犯了错误,现在就不分是非了?”关向应痛苦地说:“胡子,不要再说了,我心里乱极,说些别的吧。”
夏曦杀了唐赤英后,又把目标对准段德昌等人。他把有关人员通知来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上说:“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军长)、王炳南(师长)、陈协平(师政委)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恶,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苞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如今抓了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儿,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都很顽固,连夜突击审讯,只是不招。最后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段德昌昏过数次,陈协平十指打折,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是否是改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对于顽固不化者,要动大刑。对于改组派,我们决不能手软,他们是白骨精,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已和唐赤英;托派首领为刘鸣先和潘家辰;陈独秀派首领为谭蔚文和李剑如;罗章龙派首领为张琨弟和王进之;AB团分子首领为柳直荀。而各又统统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所领导。”德昌被砍死。行刑之时,保卫局偏又找了把生锈之刀,英雄死时之痛苦,不可言述。段德昌被砍死之后,第二人便是王炳南,王炳南因腿断不能立,便由两名战士架着。王炳南被处死之后,接着便是陈协平,陈协平时已昏迷不醒,夏曦手下令人用石头将其头颅砸碎。这三位红三军中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杀害了。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29岁,王炳南也只41岁,陈协平31岁,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之时,却含冤饮恨于九泉之下。

四、丁家溶会议

1935年1月27日晚上,在大庸县的丁家溶村头的一座老爷庙的大殿,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干部,各团营的代表参加批判夏曦的会议。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他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帮助夏曦。夏曦自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红三军政委以来,所犯的错误十分严重,是对红三军指战员和湘鄂西苏区人民犯下了罪的。夏曦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又擅自解散了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这些后果,起到了毁灭苏区,毁灭红军,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贺龙接着说:“夏曦,你想一想,湘鄂西中央分局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垮下去的?不是敌人搞垮的,是我们自己搞垮的,你夏曦要负责主要责任。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红军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游荡的生活。你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点,最后,竟连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叶光吉,甚至连牺牲的周逸群,你都不相信了,竟说他没死,是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可怜他壮志未酬,便告别了人世。”贺龙的言语,勾起了到会人的无限伤感。特别是红二军团的代表,想到夏曦给革命带来的祸患,气不打一处出,有的人竟愤怒地喊起来:“夏曦必须老老实实的反省检查!”“夏曦是真正改组派的头!”有的战士还拿来了一根大棍子,往地上一扔,接着高声喊道:“打死夏曦!”这时候,夏曦吓得浑身如同筛糠,脸儿一阵白一阵黄,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该死。”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都发了言,代表们也都争先恐后发言。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又有不少人呼喊道:“打死他!打死夏曦!打死这混世魔王!打死这国民党的刽子手!”红二军团的指战员,可真把夏曦恨透了,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对夏曦这些年的一意孤行,大肆屠杀红军指战员,湘鄂西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敢怒不敢言,甚至是不敢怒不敢言。因为谁要对夏曦稍微不满,夏曦一句话,就可以要命。大家只得把满肚子怒气,压在心底。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盼到了有人撑腰,盼到对夏曦的错误能批评了,大家如何能耐得住心头怒火?会场上,那些二军团的代表也都一齐吼道:“打死夏曦,给同志们报仇!”有的人喊着,把砖头朝夏曦扔去,一块砖头打在了夏曦的脸上,疼得夏曦立时哎哟起来。贺龙、肖克等人见此情景,急忙用身子将夏曦挡住。任弼时挥手道:“同志们,大家不要激动,夏曦的问题,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我们是红军,不搞以牙还牙的江湖式的报仇。我们要从夏曦的错误中找到教训,继续前进。”丁家溶召开的批判夏曦的会议,集中地清理了夏曦在肃反、建军、建党、丢掉苏区方面的错误,并撤销了他的党内外职务。

五、溺水身亡

1935年2月11日,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来电:夏曦虽有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是应该的,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等领导研究后,做出决定,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中旬,红六军团攻占了毕节城。在此休整了十来天后,国民党万耀煌、樊淞甫、郝梦龄、郭汝栋等部共七个师一个旅。气势汹汹地向毕节逼进。由于敌众我寡,军团部决定撤出毕节。第二天拂晓,部队开始撤离毕节。夏曦来到政治部总务处,对饶兴说:“敌工部李部长还没有回来,我们到前边去等他吧。”他向军团政委王震打了招呼,并嘱咐饶兴带一个警卫连同他一起。向土匪盘踞的野马川、七星关地区进发。天还没有亮。部队借助星光摸索前进。走了大约十来里路,天已大亮。登上一座山顶,向下俯瞰,只见一条河横在面前。中午时分,夏曦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两名战士顺着小路下了山徒涉过河。这条河河水很急,大约齐腰深。他们趟了二十来米,突然对面山坡上出现了两个农民装束的人,向河边走来。警卫员一见,立即高声喝问:“干什么的?站住!”两个人也不答话,仍径直朝前走。一个警卫员拔枪“呯呯”放了两发子弹示警,另一个战士随后同夏曦往回淌。贵州的三月,阴雨连绵、天气乍暖还寒,夏曦身上还穿着一件皮大衣。连日来由于紧张的工作,使他很少休息,身体疲惫已极,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和警卫员都冲倒了,他们两个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旋涡。

黄昏时,在下游不远处,警卫连的战士找到了夏曦和警卫员的尸体,他们将警卫员掩埋在河边的坡地上,然后用马将夏曦的遗体驮上,去追赶部队。第二天凌晨在毕节县七星关杨家湾附近赶上大部队,向军团领导报告了事情经过,然后在老乡家买了一副棺材装殓,由军团长肖克及唐子其主持安葬,据1977年肖克将军回忆:“就葬在七星关那个地方,离赫章不远。”

解放后,毕节地方政府在七星关修建气势恢宏的夏曦纪念碑,在毕节市烈士陵园也修建了夏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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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6-11-14 00:20: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中组部决定洪湖县清理“肃杀”错杀人员


中组部决定洪湖县清理“肃杀”错杀人员

198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副局长王荣光、湖北省委组织部干审处处长马志成及荆州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邓柏枝等同志来洪湖检查工作。王荣光同志说:“处理地下党和‘肃杀’错杀历史遗留问题,题目是中央出的,文章要靠我们大家来做,我们应当承担这个历史性的重要任务。湘鄂西‘肃杀’的事件发生在你们省,首先发生在洪湖,你们洪湖县又了解情况,和苏区死难的烈士有内在特殊感情,我看这个工作就由你们洪湖来作,这么办行不行,一是你们作好外省籍错杀人员的调查材料和结论工作,后由省通盘考虑;二是你们湖北如果与外省不便发生关系的,请你们报一个落实后的名单,由中组部转发通知。”
接着马志成同志说:“我看王局长讲的这个意见很好,洪湖的同志就把这个责任担起来……”其实,1983年3月,笔者根据荆州地委组织部《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错杀人员处理调查提纲》的要求,向地区写了调查报告。这次,遵照中组部王荣光、省委组织部马志成同志的指示,在处理“肃杀”错杀历史遗留问题上,我们承担了两个任务:一是洪湖县本土的,二是外省异地被杀害在洪湖苏区的。

我们洪湖县在五六十年代曾作过两次清理,还有很多的遗留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对外省籍被杀害在洪湖土地上的同志的清理工作,更加困难,总觉得象块石头压在洪湖人民的心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些遇难洪湖的同志申诉,反映情况,要是不把问题解决在发生地洪湖,而是推在全国各地分散处理,是难以落实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例如,1985年上半年,湖南常德的张德司令员来洪湖说:“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成员郭天民是湖南桃源县人,曾担任石门县委书记、湘鄂边特委委员,被作为‘改组派’杀害于洪湖。解放30多年,廖汉生、蹇先任同志也作了证,但桃源县认为他是作为‘改组派’杀的,至今未解决(因为桃源不了解杀“改组派”情况)。郭天民的儿子郭兴国,现年59岁,一直背着黑锅哭哭啼啼,这一次要同我来洪湖,还是我说替他来洪湖办这件事,他才没来。”当听说我们正在处理“肃反”被错杀的问题时,张司令高兴地说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并要我们以洪湖县民政局的名义为郭天民写了4份材料带回常德地区与桃源县去了。



又如潘家辰、胡慎已等人的问题,虽然贺龙同志早在1964年就给湖北省时任省委书记王任重转给洪湖县委的信(即笔者以洪湖县委宣传部向贺龙元帅写信的复函)中说“潘家辰、胡慎已不是特务份子,是被错杀的”,但始终得不到落实。“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典礼后,我们直接向湖北省委、中央写了报告,并请宋一平同志直接向当时中组部乔石同志招呼,潘家辰的问题才得以落实。1984年11月湘鄂西革命纪念馆落成典礼时,许多老同志看了烈士祠后,自行召开座谈会,在11日下午从3点开到7点,反映强烈,说洪湖县委建纪念馆做了一件得人心的事,并要求洪湖县委再做一件好事,把夏曦“肃反”错杀的同志的材料搞清楚,上报平反昭雪,让那些无辜被害的同志都进入烈士祠,供后辈子孙永远纪念。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把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中四次“肃反”被错杀而有关史料有记载的189人一一作了清理,名为“认真做好对外省异地被错杀人员的清理”。

清理方法

(1)查阅资料,建档立案。
为了查清苏区第一至四次“肃反”被错杀的外省异地人员的底数,我们广查历史资料,通过查阅湖北省档案馆、省党史办,洪湖县档案馆、县党史办、县历史博物馆所掌握的有关湘鄂西革命历史资料 ,以及县人民武装部保存的红二方面军战史稿和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陈展的《湘鄂西夏曦报告》等资料和走访当事人和有关部门,请县党史办负责同志介绍湘鄂西“肃反”的情况等,从而基本掌握了湘鄂西“肃反”的始末。据此编写了《湘鄂西一至四次“肃反”被错杀主要人员名单》。
为进一步弄清被杀人员情况,做到有史可依,有档可查,将所有被错杀人员有关摘录资料和取证的部分材料,分别填写卡片,建立人头档案。这些都为解决被错杀人员的遗留问题,提供了立案依据。


(2)函调专查,逐个落实。
第一步,将编写的《湘鄂西一至四次“肃杀”错杀主要人员名单》打印成册,附函向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江苏、上海、安徽等有关省、市组织部、民政厅(局),和湘鄂西苏区涉境的50余县、市组织部和民政局,以及曾在湘鄂西战斗过并历经“肃反”时期的48位老同志和30个有关单位进行调查。这些单位和老同志对“肃反”错杀人员的处理极为关心和支持,并回函通报了情况。其中有的往复几次,沟通情况,或补充材料,或新发现问题等。原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将我们的《名单》一一核实
第二步,在函调取证、广泛联系查询的基础上,分别按已追认烈士、待追认烈士、转原籍办理、按因公牺牲革命军人看待、按因公牺牲人员看待和以有史证作“因公牺牲革命军人”、“因公牺牲人员”结论等项重新编写《名单》,并分别到武汉、河南、西安、北京等地找有关老同志再次核定,以及到有关县、市重点落实有关问题。直到1987年结案上报备查。


凡当时搜录起来的被错杀外省异地人员都一一作了清理,平反昭雪,先后分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和按因公牺牲革命军人、因公牺牲人员看待,并存档备查。但清楚交待中有不清楚:一是明明知道还有许多被错杀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团营连级干部,由于没有姓名,若是湘鄂西苏区所属各县、市籍的,或许在此次各县市摸底登记中能得到落实处理,而苏区以外籍贯的,必然漏掉;二是由洪湖搜录的《名单》,因少数人的县籍不明,或仅一名字,而无法取证落实到原籍的,有陕西、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籍及其它异地籍的同志作不出清楚的交待。这是笔者终生的一大憾事。







来源:http://bbs.yinsha.com/index.php?m=t&bid=201601291308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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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6-11-14 00:32:35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天俺终于知道红色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为什么几十年不衰了,众所周知,这首歌说的是湖北洪湖的故事。这片革命的热土,血腥肃反埋葬洪湖赤卫队:三万红军被杀,只剩三千赤卫队。杀得洪湖水变了颜色,人人自危。

毛泽东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 党也是这样。

前辈的风采,令后人无限景仰

传说中的贺老总,从小赶山货出身,走南闯北。20岁时拥护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用两把菜刀端了盐税局子,拉起了农民武装,参加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多年以后,他因这段经历被说成了“大土匪”。毛泽东就评价他:能联系群众。湘鄂西一度杀得只剩3个半党员,显然不全是贺龙的问题。中央代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大搞肃反,杀害了红2军团大批指战员。段德昌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极富军事才能,还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有“火龙将军”之称,也被杀害。据贺龙后来回忆,他极力反对杀害段德昌,但夏曦是中央代表,有最后决定权,他也无能为力。党的七大上段德昌平反,毛泽东授予他第一号革命烈士证书。文革初期,段德昌的遗孀刘淑云给武汉军区写信,揭发是贺龙“设计诱捕了段德昌”。不久,当年段德昌手下的士兵、贺龙军部特务班看押段德昌的战士和亲手执行枪决段德昌的战士都写了揭发材料,指出贺龙在杀段一事上的责任。周恩来在讲话时也说:贺龙说这个问题他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夏曦。肃反时的负责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贺龙是头子。我曾找他谈过话,说肃反应该是贺龙负责,贺一直认为由夏曦负责,这次他才承认错误。这次我到武汉,部队一同志说,打死段德昌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是贺龙。


文革中的许多材料,因为政治压力的逼供信而真假难辩。贺龙在历史上一贯与人意气相投,跟着他的人很多都是被其人格感召。在以后多年的革命岁月里,贺龙也是以重义爱才而闻名的,对军队将领如此,对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贺龙传》这样写到,在“肃反”问题上,贺龙 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这是一个糊糊涂涂的结论。这个结论认为贺龙负有领导责任——在其位谋其政。谁都知道,军事 首长无权干涉肃反。这个结论之所以糊糊涂涂,其暗含的味道仍然是说贺龙之所以不肯硬保段德昌,是因为他们两个性格不合。麻烦在于,这种心理阴暗的怀疑,很 容易引发另一种思考:贺龙利用夏曦杀了段德昌。

毛泽东瞧了贺龙一眼,看他很认真的样子,便朗声笑了起来,风趣地说:“你不要紧张,我做你的保皇派!”停了片刻,他接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毛泽东这番话,使身处逆境中的贺龙感到无比温暖。

历史上最忌讳的就是功高盖主,作为一名臣子, 就算你多有才能都好,在自己主子的面前就一定要懂得掩饰, 因为历代君王最忌讳自己的臣子比自己能干。就如汉代刘邦时期的张良,因为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他帮助刘邦得到天下好,他就自己请辞告老还乡,这就是聪明的选择。历史上功高盖主的人有:白起,韩信,彭越,高长恭,鳌拜等人,专制,是专制制度所导致的权力系统的封闭。权力的争夺是必然的,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会表现得非常残酷和血腥。权力斗争的本质是差不多的,只是手段更高明,更具有欺骗性。太祖想要身后干干净净的,只能在生前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真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持家天下千秋万代,至少要3代不出问题.当然自己家内讧不算.能控制得住场面,不会出现权臣篡位的事情 对于朱元璋大肆诛杀功臣、卸磨杀驴的举动,人们是很自然地要将他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刘邦相提并论的,俗语言“汉家待功臣薄”,朱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功臣集团是打天下的班子,他们的能力且不说,只说他们所掌握到的人脉关系、政治军事资源,实际权威等等,这都是让一个君主不能放心的;他们有随时绑架皇权的能力,这就要严重地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这里也引申出一个问题来,就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权的生成有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的,就必定要坐江山,就要实行专政(而按照西方人的理解,专制本是没有多少合法性的)——为了防止被人再拿枪杆子推翻,当政的君主就应该竭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消除那些潜在的危险。

在高级领导人当中贺龙以不拘小节、说话放任著称。抗战时贺龙在山西,经常称毛为“毛大帅”,每当收到延安的指示,他就会说,“嘿,毛大帅又来了一条命令。”50年代初他任西南军区司令,邓小平是其政委。中央取消西南军区时,他很不满意,说道:“为什么要取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杯酒释兵权。”贺龙家里,不管是客厅还是办公室,从没挂过一张毛泽东的像。全国掀起“学毛选”的热潮时,他却对自己的女儿说,“应该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

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1962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10分钟就走了。1964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露面。1964年毛泽东过生日举办家宴,席开3桌,罗瑞卿和彭真接受邀请并与毛同桌,贺龙却称身体不好推脱未去,而是与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国防部副部长,贺龙的外甥女婿)在贺家边谈边打扑克。在1966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当乐队奏《东方红》时,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他的夫人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

俺最早知道贺龙,那是少年时代的英雄崇拜。从六大党的主席到延安五老,从党政人大到十大元帅十大将,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统统问清,然后在每位领导人后都加上“万岁”的口号之时。再后来,就是小学课本上《三湾改编》这篇课文里,毛主席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当是时,读了《革命烈士诗抄》,读到贺龙的本家兄弟贺锦斋烈士的诗句“胡子果然转故乡”,才知道贺龙二十岁时就蓄了胡髭,这就是“贺胡子”的由来。1965年在学校还看到一本书,讲的是八路军一二零师在贺龙的关怀下成立了“战斗篮球队”,我想,后来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与此有关。这些都是初识贺龙的点滴认识。


1966年文革爆发,后来听说贺龙搞所谓“二月兵变”,接着又听说贺龙是土匪出身,“两把菜刀起家”也变了味。同时殃及歌剧《洪湖赤卫队》,说是歌颂贺龙的,韩英就是贺英等等。不过我们1966年11月串联在京时,贺龙还是有人身自由的。贺龙戴着墨镜,致使风采而失之交臂。文革既然是意识形态的大搏斗,既然是扫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战争,既然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全国性的演习”,“敌人”就往往是潜在的,人是我友,魂却可能是寇仇;曾经的我友,可能成为新一轮的寇仇。没错,文革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因此,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敌我友在不断地转化和转换,在如此革命的非常时期,“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一次一次地重新来过”。“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文革舞台犹如“走马灯”,你方唱罢我登场。  

全是因为贺龙毫无城府、坦荡做人犯下的三个小小错误造成的。第一个错误是文革前他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深深猜忌,尤其是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说的一番话,毛听人密报后耿耿于怀,贺龙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对彭真非常赞赏,他对作家沙丁说:“我们佩服的是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彭真,这个人了不得,对革命坚定得很,在华北青年中威信最高。”毛更没有忘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半带拉拢半带威胁的要贺龙批刘、邓,贺龙竟不从命,拒绝道:“主席,我上不了纲。”贺龙与罗瑞卿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同心同德,配合默契,罗尊重贺,贺信任罗,在解放军中把大比武搞得有声有色,把个半生半死的林彪晾在一边。更令毛泽东惊恐不安的是贺龙的原外甥女婿、现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而今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廖曾扬言:“入党是为跟贺总走,贺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毛在此事上也有自知之明,自己搞的文化大革命不得人心,更不得军心,要时刻警惕过去各个山头的非嫡系将领,严防跳出个张学良式的人物,对我也搞西安事变,用枪杆子指挥党。
  
先下手为强,毛泽东要林彪在66年9月8日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打招呼——贺龙有问题。

二是有人向毛密报,贺龙亲自保管着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帅,一个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竟然不能随身佩带枪支,毛泽东的这个荒唐规定,暴露出他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毛泽东听风就是雨,这边急急忙忙要周恩来去追查此事,这边高度戒备,庸人自扰,搞得中南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林彪打招呼后的十天,为了安抚贺龙的情绪,更为了侦测贺龙的思想、心态,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接见了贺龙,忐忑不安的贺龙颇为拘束的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引起了毛的心惊胆跳,他担心贺龙口袋里就藏有那支小手枪,一言不合,拔枪相向,此时身边又无警卫员,毛急中生智,忙对贺龙说:“你的问题解决了,没事了。”贺龙才一块石头落地,从口袋中掏出眼镜带上。虽是一场虚惊,但却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自己在任何将帅面前都是君主气概,为何今天在贺龙面前有点心态失常,这说明贺龙身上确有一股龙气,在今后斗、批走资派,扫荡军内一小撮的日子里,倘若他龙性复萌,腾云驾雾,岂是我辈所能控制的。想到这里,毛泽东不寒而栗,决定先让红卫兵对贺龙炮打、火烧一番。小手枪事件的真相究竟是怎样呢?文革结束后,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写文回忆道:

那是1956年,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我和哥哥,还有剑英叔叔的子女等一起去看望贺老总,他送给我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象一个玩具,我用手棒着,开心极了。回家后,我给妈妈看了,妈妈极兴奋的把它收藏起来,从此我再也没有玩过它。

11年后,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微微的皱着眉告诉我:“今天总理问我: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之女)手里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际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把真相告诉爸爸后,他要我赶快把枪交给中南海警卫局。第二天我把枪交给中南海警卫局一个男同志,他打开包一看,枪被锈蚀了,枪栓也拉不动了,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

但是在枪还未找到之前,贺龙就已陷入红卫兵的穷追猛打之中,江青秉承毛泽东的旨意,在66年12月找到贺龙之子贺鹏飞,对他严正警告:“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妈也不是好人。”随后,她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红卫兵奉旨出朝,地动山摇,旋风般的杀进贺龙家中,楸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铮铮铁骨男子汉,岂肯受这窝囊气,“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急忙搬进中南海周恩来家政治避难,情急之中,未加深思熟虑,犯下了他的一个致命错误。

一直以来,在研究毛泽东与贺龙关系走向破裂的过程中,不少人比较关注贺龙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件事发生在苏联前中 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中国派出代表团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方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时间是1964年11月5日)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了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

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对话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对那些企图挟苏联以自重的行为一向是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毛泽东前半生两度失去指挥红军的权力,在党内曾一蹶不振,而这两次都是和共产国际对反对毛泽东的人的扶持有关。在历史上,高岗、彭德怀两个人的落马都和他们与苏联人的关系不清不楚有关,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 央全会上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送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算一个。”(引自《叶子龙回忆录》)庐山会议期间,萧华等人揭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有过谈话,这种完全是诬陷的发言却得到了毛泽东最大的呼应。后来,无论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抑或文革中,都反复强调彭德怀等人的罪行就是里通外国,连组织军事俱乐部都是由此而来。

更让毛泽东担心的是,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居然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事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亦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因此他多次对此做了相反的评价。毛泽东不愿意大权旁落,更不愿意重演江西时代的个人悲剧。他开始时刻提防中共党内有人效法赫鲁晓夫做他的“秘密报告”,为此,他不厌其烦的多次警告党内同志。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权威和极左政策的贯彻,毛泽东不惜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不同意见和不同呼声,要把可能出现的赫鲁晓夫扼杀在萌芽状态,以免重蹈斯大林的悲剧。

世界上很不幸的事是无知,贺龙也不明不白地趟上了苏联这潭浑水。苏联前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倒台以后,1964年11月5日,借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为名,中国派出代表团(团长为周恩来,副团长为贺龙)试图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宴会进行期间,苏联国防部长、元帅兼推翻赫鲁晓夫政变的执行者之一的马利诺夫斯基与贺龙有以下这样一番不同寻常也不愉快的谈话: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后,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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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x888v 发表于 2016-11-14 00:38:43 | 显示全部楼层

洪湖大肃反主持人失势后被部下板砖砸中面门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6/11375551_0.shtml


毛泽东诗词赏析:《蝶恋花·答李淑一》
http://www.slkj.org/b/23295.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405/00/565390_2761522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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